文化【转】 | 祭译者孙仲旭：时代并非为他准备
文化【转】 | 祭译者孙仲旭：时代并非为他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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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自《腾讯大家》 （微信号ipress)
文 | 孙凯
祭译者孙仲旭：时代并非为他准备
我们这个时代的恶毒之处在于：它迫使你知道，在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，迫使你承认你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枉抛心力上
孙仲旭给自己的译作建了个豆列，在《塞林格传》的条目下注了一句：“我出的第一本译作，现在很不满意，建议不要读。”
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——虽然理性得承认，人没有明确的君子小人之分，但把两个主语对调一下，看上去似乎还是更顺眼一点，就像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那么顺眼。在自己的译作下面，以既不卖萌，也不虚夸的口气写下这句话的，想来，或许，一定，是一位君子。
真可怕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现在都不容易说了，多说一个词，就会多出一种解读，多一个人看到，就会多一条让你意想不到的评语。我们脑中植入了一个新常识，叫做“认真你就输了”，它被用来减压，化解抑郁，但也给卑鄙者的肆行无忌铺平了道路，如同免费的咖啡会引来一群钉子食客，反正没人计较。可是，认真的人却在乎每一句话，受着它的力量。空中飘过的羽毛变成利剑，印成铅字的书有如墓碑。
我不想谬托知己。孙仲旭很多年前，把他翻译的《奥威尔传》寄给我，我看完了，告诉他这个传记作者似乎一般。最重要的是，当时的我觉得奥威尔很一般，他的两大反乌托邦小说我都不喜欢，觉得刻意而夸张。J.D.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，则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在我眼里名不符实的经典小说。而这两位作家，却是孙仲旭的起点。一个以余暇从事翻译的译者，应该是从他最熟悉和心爱的作者起步的。
但我也不想故作矜持。
前段时间读《少年Pi》的作者扬·马特尔的一本书，其中谈到史诗《吉尔伽美什》的英译本。马特尔给了几句点评：“（译者）斯蒂芬·米切尔拾起一片片残破的土简，将它们一一拼起，又熟练地填补一道道妨碍阅读的裂纹。我们屏住呼吸，穿越五千年来到幼发拉底河畔，而一路上旅行向导则不露自我，隐没其间。我们看不出米切尔身上的任何痕迹；事实上，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了解他。”
只有水准相当、胸怀相当的作者，才会给予译者这样掏心掏肺的评论，而这样的匹配，普天之下，以一生之长，又能遇到几次？
这是认真的人所期待的，是君子所期待的。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，仅仅在乎领到大额版税后宣泄得志的一刻。最高的成功在于无痕地隐没于原文之中，不露个性，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居于原作者之下的一个注脚——诚心做翻译，就会领会并追求这一点，你都无法有意回避大词，拒绝承认这是自我牺牲。你做着以不显山露水为最高境界的事，期待着一个扬·马特尔式的读者……你不妨做半分钟小人，好好考虑下这里的利害。
后来我知道该如何欣赏奥威尔，他的文字里有灼痛，他所描写的恐怖世界为他本人所深深恐惧。孙仲旭喜欢他的哪一点呢？我想不太会是政治寓言本身，毋宁说，是喜欢他的冷峻、清晰、赤诚的风格。他翻译过的大散文家E.B.怀特，有一本合著的《文学写作导引》，其中说到“决定文体风格的终极因素是作者的为人，而非他的知识”。
译者因认真而脆弱，因想到“为人”并且把它放在心上，而变得心事重重。他会想，我的文字不仅要真实折射原作者的为人，同时还要负载我自己的为人，这些都要被读者看到。正如某个心理学理论所证实的，人怎样看别人，也会理所应当地觉得，别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和角度看自己；因此，他从来不会去翻译那些作品中见不到“为人”的作者，因为他必须把自己化入那里面，像鲸腹里的约拿一样顺流而下。
他翻译了一本又一本，有时重印，单一译本变成双语对照，从不事宣传。他翻译伍迪·艾伦的书，我和许多人都有同感，觉得他挑战的是一种自己有些驾驭不了的风格，以及那后边的为人，可他又接着翻译《小人物日记》以及詹姆斯·瑟伯之类形形色色的诙谐作品，让我缄口塞言，觉得必须戒慎地对待这个人的热忱。
但他只能打动那些早晚会被打动的人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恶毒之处：它迫使你知道，在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，迫使你承认你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了枉抛心力上。一些人可以不在乎这些，但另一些人却不能，他们继续投入心力去反思自己，推敲自己，打磨自己的作品，同时还要提醒自己，不要在意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。
那年我读完了理查德·耶茨的《复活节游行》，心中一片怃然，便想着如孙仲旭这般认真之人，译这部小说，会不会耗损到精力以外的东西。耶茨以不到十万字篇幅，覆盖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人生，直把她写进坟墓。艾米莉的悲剧从父母离婚开始，然后，像一个二战后的新青年一样接受了女性解放的信条，蔑视礼数和责任感，不肯受婚姻束缚，她不停地接受新的艳遇，更换男伴，直到再也折腾不动。生活给她留下的很多记忆，晚年，看到物是人非的街道，还能辨认出某年被张三、某年被李四搭讪过的地方。只是，记忆的丰饶并没给她带来此生无悔的感触，因为这些记忆都是相似的，令她厌倦。
耶茨写的悲剧是终极性的，求破而无解，不过读小说的人，能从艾米莉的故事里记起成长的感觉，回忆情感上的体验如何标记我们的人生，指引我们成为我们自己，在成熟的岁月中有所作为。小说是一面镜子，但它会埋掉铸镜之人的一大块，甚至是全部的内心，偏还有孙仲旭这样的译者，去蹑随耶茨的心灵走了这创痕累累的一遭。当“人生无意义”这一痛苦的真相被悍然揭开，锋锐所至，真不是伍迪·艾伦的几句俏皮话就能抵挡住的。
无解。我们的抑郁来自无解，而我们的幸运则缘于这无解的平等，纵有后发先至，早出晚归的变数，毕竟还是平等的。像米兰·昆德拉这种极度聪明的作家，会揭破这真相后要求我们跟他一同庆祝，新近的那本《庆祝无意义》说的就是这一点；然而孙仲旭喜欢的作家，如奥威尔和塞林格，却都是清醒地拒绝真相，或至少在抵临真相前，还要挣扎着做一点什么的人。到了耶茨这里，抑郁便如肤色一样，想遮都遮不住了。一个认真的译者，他能仅仅译书，而免于一场昏天黑地的心灵洗礼么？
也许，互联网生活让这种无意义感提前到来了，早在我们的身躯萎缩、肉体的痛苦日渐堆积之前，人歌人哭，人笑人骂，悲恸欲绝与漠不关己，各种情绪的同时存在让我们早早地一头撞入了虚无。它惩罚那些认真的人，那些常常“在乎”的人，以及那些总是被人言可畏、人心惟危惊到的人，他们总是过于脆弱，动辄觉得，自己生活在一个不是为自己准备的时代。我不知道，抑郁症因为互联网的扁平而被放大，还是互联网几乎让一切信息一览无遗的扁平属性，刺激了抑郁症的频发。想来孙仲旭在走前，一定也想到过，除被追尊为“翻译家”外，自己还会成为讨论精神疾病时一个冷冰冰的病例。
也许，唯有这件事他不在乎吧。
托马斯·曼在《魔山》中说：“当我们初次来到一个新地方，时间有一个年轻的特性，也就是说，有着宽阔、广泛、流动的特性，这些特性可持续6—8天之久。然后，某人渐渐‘熟悉了那个地方’，就会感觉时间在逐步收缩。”孙仲旭不久前也刚从非洲归来——我们都要通过旅行来保持时间的青春，或许，在回到熟悉的地方之后，时间的顿然提速让他猝不及防。于我，时间的意义也改变了：我第一次觉得，在我缅怀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自己的一部分也被他带走了。
还有儿子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有儿子。他曾写过与儿子沉甸甸的对话，关于“你不要抛下我”。生存在这个连“晒娃”都能被人嘲笑一时的互联网世纪，孙仲旭们会有什么感想？认真的人，谁不是带着划痕累累的心，扭身投回到尚且真实的生活之中呢？当我们都到了不会为看到第二天的阳光而雀跃的年纪，我们便会理解耶胡达·阿米亥这首诗的意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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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儿，当学校离开你，
你无依无恃时
当你看到生活被撕掉
边角，世界
关节松散时，就重新回到我这里：
我仍是个
制造迷惑和平静的大行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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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行家。所以孙仲旭兄，我送你。
（原标题：《送一个认真的人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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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关于逝者孙仲旭】
孙仲旭（Luke），1973年生，毕业于郑州大学外文系，2014年供职于广州某航运公司，业余从事文学翻译，已出版译作《一九八四·动物农场》、《门萨的娼妓》、《有人喜欢冷冰冰》、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、《塞林格传》、《梦想家彼得》等31种（包括再版版本）。
在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中文译本中，除了首位译者施咸荣翻译的版本之外，译林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的由孙仲旭翻译的版本最受关注，迄今已售出近10万册。
据2014年8月29日微博及朋友圈消息：孙仲旭因抑郁症去世，正如他曾在译作《月光》中所言：“我可以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那里，像极了在睡觉，想象自己在酣睡……”。这是青年译者所能抵达的最后安然，他留给我们的是无以名状的哀伤。
此时此刻，《大家》专栏作者纷纷痛心纪念
@乔治孙：孙仲旭老师可敬之处在于坚持自己的兴趣，他是个有所爱的人，但对于“生”的热爱并不足以让他摆脱抑郁的阴影。他的自杀，让人震惊，也让人有些悲哀地看待自己。
@张冠仁：年仅41岁的青年译者孙仲旭先生去世，虽与孙先生素未谋面。他的作品都甚为喜爱，年轻译者中最得老一辈译者为人行文之风骨，悼念！
@苏更生：孙仲旭老师过世，翻出与他的邮件看了看，其中写道：“我也无甚高论，至少我们可以尽量让自己写得好一点，避免一些陈词滥调。”悼。
@侯虹斌：@孙仲旭：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身亦成为恶龙；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将回以凝视。——尼采
@杨早：每逢有同龄人去世，心中激起的涟漪总是：没有什么会天长地久，连相与始终都做不到。你们离场，你们插队。这世间的美好，于我而言，越来越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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